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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世彬的香港
2013 年是胡世彬进入广告行业的第 12 个年头，他开始频繁地思考下一步除了广告他还可以做什么，他现在的职位是香港电通广告的助理创意总监。
因为看到了内地的消费潜力，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总部或者市场重心从香港迁到了内地，香港的广告公司都在不同程度地流失着客户，而工作岗位则此消彼长，2013 年 5 月关闭香港办公室的 4A 广告公司 M&C Saatchi 就是那样一个让人惴惴不安的极端例子。
更迫在眉睫和直接影响他的是，2003 年“非典”爆发后，广告客户开始缩减预算。现在一个电视广告的制作费用在 100 万港币左右，即使经济有所好转客户也并不会重新增加预算，省钱成为一种惯性。
这样的捆手绑脚和胡世彬曾经对广告行业憧憬太不一样了，不仅如此，香港的经济现状也和胡世彬的青少年时代相去甚远。
胡世彬的父亲是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上海人，家道中落之后来到香港谋生。在读小学之前，胡世彬在临时安置区的铁皮屋里住过一些年头。后来好运降临，当时在纺织厂工作的父亲需要为老板管理投资在尼日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利亚的新厂，全家人又从香港搬到了非洲。那是香港经济最繁荣的 80 年代，封闭的内地需要香港扮演窗口角色，活跃充足的资金让香港的企业进行全球投资，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
小时候的胡世彬算不上一个很有野心和拼劲的人，成绩在班上还是倒数的。如果不是中学最后一年拚了命复习，加上点小聪明，还不一定可以考上大学。
90 年代末，已经进入香港浸会大学的胡世彬决定要成为一个广告人，他开始借有关这个行业的书来看，其中有黄霑的《广告人告白》和曾锦程的《十个广告九个丑》。“他们把广告行业写得非常有趣，前景很光明的样子，看多了几本感觉我好像已经掌握了，我也可以的。”胡世彬说。黄霑和曾锦程写的都是事实，90 年代香港一个电视广告的制作预算 500 万港币，到海外拍摄是常有的事，广告创意得以在最好的条件下被实现。
M&C Sacctchi 的亚太区 CEO Chris Jaques 曾经在香港工作了整个 90 年代，当时他还是广告公司 BBDO 香港的 CEO。1998 年，BBDO 香港为联邦快递想了一句广告词“We Live to Deliver”，而这句广告词被联邦快递沿用至今。那时香港毫无疑问是整个亚洲广告行业的领导中心，新加坡的广告业还太小气，上海没冒起来，几乎所有的国际 4A 广告公司都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了香港，并租在了太古坊这一写字楼群里，太古坊就像纽约的麦迪逊大道，聚集了全亚洲广告业最有创意的头脑。
快踏入 2000 年时，Chris Jaques 回到了欧洲工作，之后又前往了上海。就在 Chris Jaques 离开的一年以后，胡世彬大学毕业，并如愿以偿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写手，工资是 1.1 万港币。
胡世彬还清晰记得办入职手续那天，公司秘书还非常乐观地对他说，你现在工资 1 万 1，两年之后就能超过 2 万的啦！但实际上，胡世彬的工资涨成 2 万是近 4 年后的事了，他后来也逐渐明白，在那位秘书的意识里，广告业仍然是个好光景的行业，但事实却是，一切已经在慢慢衰退。
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在会议上明确地表示将会减少在香港的投资，包括广告预算，转而把精力放在内地。因为行业萎缩，胡世彬的一些同行开始前往内地的广告公司寻找新机会。
2007 年，因为 M&C Saatchi 的聘用，Chris Jaques 重返香港，但却发现一切时过境迁，过去这里广告业的繁盛就像一出不会再重演的旧电影。和胡世彬看到的一样，大公司们不再把香港作为进入亚洲其他市场的跳板。
联邦快递也有了新选择。2003 年 12 月，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落成前半年，联邦快递宣布把亚太中心从原本的菲律宾搬到广州，广州成为联邦快递美国以外最大的集散中心。广州机场方面投资了 24 亿人民币，在联邦快递之后的分拣大楼外建设第三条跑道，以保证以后每年 60 万吨的货运可以迅速进入下一分拣流程。
对于没有把亚太中心设在香港，联邦快递主席施伟德当时的解释是，南中国出口增长强劲，为了接近货源才决定把亚太区转运中心从原来的菲律宾搬去广州。尽管香港国际机场的硬件条件可能更出色，但由于香港政府提供的航权太少——航权是指飞机过境和运输的权力，意味着飞机能够往返的国际航线范围——联邦快递最后还是放弃了香港这个选项。
也由于新加坡政府愿意给大公司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它们前来新加坡来投资，许多大公司也陆续把亚太区总部迁往新加坡，比如曾经是 M&C Saatchi 重要客户的安娜苏，就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了新加坡。
中国内地的市场更大，新加坡的政府政策更好。在上海工作的那三年，Chris Jaques 说，上海同事们对事业的愿景、决心和热情，曾经他在 90 年代的香港人身上也曾看到过。
然而，对于处于链条上端的广告来说，大公司出走香港所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
M&C Saatchi 相继失去大客户，先是澳大利亚旅游局，再到印度捷特航空。尽管 M&C Saatchi 还有文华东方酒店、澳门************、英国文化协会和 NBC Universal 这些客户，但从这些客户身上获得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持整家公司的运营。
“总部要求我做到的利润率是 15％，然后逐年增加。但是我们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是不能达到 15％ 的利润率目标，所以一切就要结束。”Chris Jaques 说。
从 3 年前开始，Chris Jaques 开始在 M&C Saatchi 逐步实施裁员计划。3 年前，M&C Saatchi 的创意部门和客户部门一共有 45 名员工；2 年前，两个部门的员工总数减少到 30 名；2012 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 15 名；到了 2013 年 5 月，他把整个香港创意部门和客户部门都关闭了，转为重点投资在上海和新加坡的办公室，把这两个城市建设成为 M&C Saatchi 亚太区的新枢纽，同时开拓印度和印尼市场。
如今，占据太古坊康桥大厦 29 层整一层楼的办公室里只剩下 Chris Jaques 和两名财务人员。偌大办公室的中间放置着一台足球机，也许在这层办公室还坐满着人的时，这台足球机曾经炙手可热过。办公室的一面是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是山丘和海，更显空荡和说不出的寂寥。待到 10 月这层办公室的合约期结束，Chris Jaques 就会把办公室搬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
香港人胡世彬也不是没想过跟随客户和许多同行的步伐，到内地去。2009 年，当时在香港广告公司担任高级文案写手的胡世彬也曾经有过到广州工作机会，对方开出的职位是助理创意总监。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胡世彬没有去成广州，但他也没有再考虑到上海或者北京工作的可能。因为助理创意总监也是要负责许多文案工作的，而胡世彬感觉，一个香港人的中文水平在大陆没有任何优势。
但即使不去内地，随着一些内地公司到香港来开拓市场，内地客户相应增加，胡世彬说普通话的也变多了。
为了适应这种改变，许多公司开始培训普通话，包括胡世彬当时任职的广告公司。胡世彬甚至还报了培训班学习拼音，每次上完课回家，他会刻意和父亲以普通话对话。只是，胡世彬担心父亲说的普通话有口音会教错了自己，但没关系，香港电台每天都会播放普通话教学节目《唱谈普通话》。
那时，胡世彬也在他为“大家乐”快餐想的广告桥段上借用了香港人说普通话不标准的糗事。大量内地人来到香港投资房地产再次拉动了这座城市的屋价，胡世彬为信和置业的豪宅楼盘“浅水湾道 56 号”做的电视广告，预算达到了 500 万，并请来了陈奕迅演唱广告曲。
在入行的 12 年里，胡世彬先后在几家不同的 4A 广告公司待过，从最初的文案写手升到了助理创作总监，月薪也从大学刚毕业时的 1.1 万港币涨到了 4.3 万港币。
不过，2012 年年末，希望可以走出另一条职业出路的胡世彬终于决定辞职回家，成为创业者，开发手机游戏。
为了学编程，2012 年 5 月，胡世彬在旺角的电脑中心报读了一个培训班，每星期上 6 个小时课。班上共有 30 多人，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好，一位 40 岁的同学让胡世彬不至于成为班上最老的学员。除了上课，胡世彬也会通过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借阅专业书籍来加快学习进度，有时还会看看网上的教程。
胡世彬没有找任何天使资金，他甚至不清楚除了政府基金，要启动一个创业项目他还可以从天使投资人那里拿钱，他的创业资金完全来自己的积蓄。辞职回家的几个月后，胡世彬开发的游戏“Kill Time Literally”在 App Store 上线。
这是一款有点像小学数学题的游戏，一堆包裹着数字的气球从屏幕上方掉下来，你要按照游戏提示点中系统给出某一数字的倍数或者平方，期间会有炸弹混杂在中间，万一误点炸弹，游戏就会提前结束。
这个游戏提供了免费和收费两个版本，上线了 3 个月之后，两个版本的总共下载量是 300 次。通过收费版本，胡世彬的这款游戏总算有了点收入，但他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因为总共才几百元港币。
但生活的重担却一丁点儿没减少。他仍然要缴房租，仍然要每月给父母 8000 港币的生活费，仍然要和太太每月存下一笔钱。
最后，胡世彬不得不开始思考重新找工作，再次成为一名上班族的问题。而那个创业的游戏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继续开发。
但当 2013 年初再度回到广告行业时，胡世彬再次感到了失望——他发现市场上开给助理创作总监的价格只有 3.8 万港币了。“香港的广告公司都在流失客户，广告公司容纳不下原来的员工数量，有一大批人被剩了出来了。工作职位越来越少了，大家只能抢工做，要么接受这种竞争性，要么转行。”胡世彬说。
为了维持生活，他接受了降薪。
四、蝗虫
地产中介公司美联工商铺的 CEO 黄汉成会用“夸张”来形容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在这十年内的涨幅，无论是铺位、写字楼还是厂房都是以倍数增长的。2003 年，香港的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是 3.1 万港币每平方米，但 2013 年最新季度以及比当时上涨了 5.9 倍。商铺也同样如此，一些一线街铺都是以倍数增长的，有部分涨到了 10 倍以上。
在黄汉成的印象里，他的办公室楼下在十年前是另外一幅模样。美联工商铺总部所在的雅兰中心位于旺角的中心地带，和如今熙熙攘攘着内地游客不同，十年前在这里逛街的都是香港人。马路两旁是佐丹奴、堡狮龙以及一些粥粉面店，西洋菜街还是一个卖廉价小商品的香港本土消费街。但是今天这些旧景全被金饰店、电器店和化妆品店取而代之了。
不断走高的房地产价格，让廖家宝的餐厅被迫越来越远离市区。2009 年，廖家宝成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先后开设了两家东南亚餐厅。2009 年香港的商铺租金因为金融危机有所回落，但廖家宝在铜锣湾和尖沙咀这些商业旺区看了 4、5 个商铺之后还是没敢下定决心。因为他清楚知道，一旦经济危机过去之后，这些“自由行”游客区的租金就会以数倍的幅度往上加。廖家宝计算过，如果租金占比超过总成本的 30％，那么餐厅这盘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廖家宝最后决定把餐厅开在了距离铜锣湾一个地铁站的天后，因为这里游客很少，租金占比多年来得以维持在 30％ 以内。但到了第二家餐厅，廖家宝选择开在了地铁无法抵达的香港仔。
远离商业区客观上却也为廖家宝带来另一个好处，即有足够的空间方便顾客停车。廖家宝在天后的那家餐厅人均消费在 150 港币至 200 港币之间，目标消费者是中产阶级，走比较高级的路线。前来光顾的顾客中，不乏像周慧敏和谷祖琳这样的香港明星，他们比较注重隐私，也常会开车前来，所以这样的选址带给廖家宝的也不完全是坏结果。
只是，因为高昂的租金，廖家宝不得已放弃了自己原本计划一年开一家新店的想法。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市场营销学位上。70 年代出生的廖家宝只念到初三，他做过厨房学徒、饭店的咨客，正式创业之前，他已经是一家饮食集团的运营总监，但他也明显感到了自己的知识捉襟见肘。
无论如何，廖家宝还是幸运的，因为在香港的事业尽管缓慢但至少在前进，不像 Chris Jaques 却只能选择结束。
收入的停滞不前，加上物价的不断攀升，香港人把发泄怒气的矛头对准了内地。经济地位转变和资源分配变动让香港人感到躁动和不安，也推动整个香港社会陷入了“民粹”的情绪里，一些“论战”近几年在香港频繁地出现，内地和香港从未这样剑拔弩张过。
因为不满内地游客来香港购物和炒房而推高了香港的商铺和住宅价格，赴港产子的“双非孕妇”人数的大幅上升导致香港医院的产科病床变得紧张，“双非婴儿”长大后成为“跨境学童”后，导致香港连接深圳边境的北区学校不得不因为扩招而变得拥挤。
公正地说，这的确给香港北区的居民带来了一些困扰。有时我在下午5点左右的放学时分过境前往深圳，总是可以看到跨境学童几乎挤满了整个关口大厅，这些孩子叽叽喳喳地欢快交谈在，自如地在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进行频道切换。
如果以我目测的“跨境学童”盛况来看，可以想象香港北区的学位会有多么难求。
2009 年开始，以“蝗虫”形容部分内地人的论调在香港互联网开始变得流行。一些香港抗议者在广东道示威，朝着内地游客唱《蝗虫歌》，高呼内地游客侵蚀香港如同“蝗虫”。
矛盾传导回内地，2012 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因为在一个采访中发表了“香港人很多是狗”的言论，又引发了香港网民一轮回击。
2013 年初，在部分香港市民抗议称内地“水货客”来香港买光了药房里的奶粉，导致香港本地的婴儿无奶可喝后，香港政府最终******了有悖自由贸易精神的“限奶令”，规定每位游客每天最多只能携带两罐婴儿配方奶粉出境。
在这种种“论战”中，一位叫余炜彬的香港岭南大学学生尤为显眼。在“蝗虫论”最甚嚣尘上的时候，这位 90 后的男孩表达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余炜彬在岭南大学成立一个名为“反种族主义青年”的团体，他在“论战”中表现比许多同龄人甚至年长者更成熟。他不认为愤怒和谩骂能够帮助找出今日香港种种问题的实质，而且香港人不满根源，并非真正来自内地游客或者内地孕妇，而是因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
一些数据可以佐证余炜彬的说法。2012 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为 0.537，是 40 年来的最高位。而另据香港统计处的数字，以行业及职级分类，香港的财富倾向流至从事金融地产、经理及行政、专业级人员，也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2003 年 CEPA 签署之后受益最大的那部分人群。
“在香港，很多年轻人正在失去希望，但他们却习惯于找替罪羔羊而忽视了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余炜彬曾经这么对《南方周末》说过。余炜彬说这话时是 2012 年的 2 月，香港的气温已降到 10 摄氏度以下，但余炜彬只脱剩一件短袖，他和他团体成员们在商业中心旺角，轮流站在一个铝梯顶上向拥挤的人群呼喊着自己的立场观点。
如果说医疗和教学资源的紧张引起了一些香港人的不满，那么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来香港购物也能成为产生对立情绪的原因。后来我逐渐感到，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变化。
香港人并非不知道内地和香港如今在经济上的交缠，也享受着这种亲密带来的好处，但是同时又害怕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内地，会使得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所同化，接下来会丢失的还有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以及失去香港的本土精神，比如说，老式的茶餐厅因为交不起高得吓人的租金，被一家奢侈品店取而代之，而这家茶餐厅可能凝聚了一个香港人儿时的记忆。
这样的矛盾心理也同样存在于电影从业者的心理。有关合拍片的利弊，香港的讨论从未少过，正如香港影评人列孚在他的博客里写的那样——业内人士多有虽然并非十分情愿却又不得不需要的肯定，因为这是个饭碗；也有少数业内人士对返回内地拍片颇有抗拒，宁坚守香港；但有更多影评、文化界人士则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合拍片令香港迷失了方向，甚至认为“没有了灵魂”。
争执片刻不停。
当打开 Facebook，发现好友们更新的 10 条状态里有 8 条都是与政治有关时，原本对政治毫不敏感的胡世彬也不得不受到了感染。他在 2012 年的立法会选举里投了票，家庭的话题也开始谈及各种社会争议。
胡世彬却也同时感叹如今的香港社会已不似过去那么简单美好。他宁愿 Facebook 是轻松无聊的，但上面朋友们的更新让他感觉身边每个人好像都很累，似乎每天都在与政府抗衡。
所以当此时，和香港最密不可分的李先生竟然有了迹象要离开这个城市，让那个曾经的香港梦更多了一层悲观色彩。
连李先生都要走了呢。
李嘉诚把他的目光更多地放到了欧洲。在香港对和黄财富增长作用渐少的同时，和黄在欧洲的获利从 2003 年的 28％ 上升至 2012 年的 34％，并进一步加大了在欧洲的收购投资。
李泽巨作为李嘉诚的财产继承人，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间，通过他所掌控的长江基建共斥资 270 亿元完成了对英国电网和供水网络两大业务的收购。2013 年 7 月，李泽巨又以 77.53 亿港元收购了英国天然气供应商 WWU，长江基建将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的市场，英国四分之一人口的天然气将由他们供应。
所以有英国媒体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李嘉诚要买下整个英国。
而自从出售百佳的决定被宣布之后，李嘉诚几乎避见媒体，就连 2013 年 8 月长实和和黄半年业绩发布会也被取消，这让各种传言在沉默中更像被坐实了。
也许是为了派发安心丸，9 月 17 日李嘉诚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香港举行的传媒饭局上。那天，李嘉诚否认“撤资香港”的说法，并承诺“长实和和黄绝对不会迁册，相信多年后都会屹立于香港，但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
但李先生出售香港资产至少已经说明了香港经济的今非昔比。同样有念于此，Chris Jaques 如今想起 90 年代时香港广告业的盛况才会不胜唏嘘。
Chris Jaques 在 BBDO 香港担任 CEO 时，公司上下有 300 多人。他们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碰点子，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有印度人、内地人、日本人、欧洲人，每天都过得热闹有趣。而且，BBDO 香港管理的是整个亚太地区，年利润可观。
但现在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等多个亚洲市场已经崛起，亚太区的广告业正在发生重构，区域性市场管理的规模和权力被大规模地削弱，也就是说，想要以用一个区域中心来管理不同的亚太市场已经不再可能了。
即便香港金融行业现在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在 Chris Jaques 看来这仍然是得益于现在中国的金融透明程度和成熟度的不足，内地依然需要香港发挥金融中心的角色。
“假如 50 年后内地金融行业也透明开放了，香港这个窗口还需要吗？我现在没有从任何一位香港政府官员那里听到过，他们有想过用什么策略去应对 50 年后的变化。每个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尽量赚更多的钱，想着的都是怎么利用房地产发一笔财，但都没什么长远的计划。反观新加坡，他们有清晰的长远计划，有的回报期长达 20 年。”Chris Jaques 说。
更糟糕的变化是，香港的政府作风也随着民粹情绪的发酵而改变着。香港住宅市场价格近年来大幅上涨，私人物业顾问公司 Knight Frank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香港的住宅楼价 2013 年首季比 2012 年同期上涨了 28％，居全球之冠。抗议者把上涨的根本原因推向了非港人购买者的炒卖行为。
非港人购买者的加入也许部分辅助了香港住宅市场价格飞涨，但 2003 年香港政府为了防止楼市暴跌而******“勾地制度”，渐少市场供给，可能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2003 年，“非典”导致香港住宅市场交易惨淡，在当时仍然实行的“官地拍卖制度”下，不少土地出现了流拍的情况。由于流拍反映了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对经济前景的判断，可能会进一步对市场信心带来负面影响，香港政府后来决定停止官地拍卖制度，转而实行勾地制度。
每一年，香港地政总署会列出公开的土地储备表，有意购买的开发商挑选属意的土地，并报出底价，只有底价达到政府估计的市场价格，这块土地才会被最终“勾出”，拿来拍卖，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勾地制度保证了土地的价格不会暴跌。
但勾地制度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土地的实际供应量，导致市场上的住宅单位数量大幅度减少。1998 至 2002 年，香港平均每年建成约 2.8 万个私人住宅单位，2003 至 2007 年减少至平均 1.9 万个，2008 至 2012 年则仅有 9800 个。
对于香港这样的的一个自由市场而言，房地产价格走势向上可以被看作是投资者“看多”香港的信号，但这种正面的想法却不能被许多香港人所接受。这背后所存在的根本矛盾，也许就是收入的停滞，让中产阶级感到，买房子变得越来越吃力。
在这些抗议声中，2013 年 2 月，香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楼价调控措施，包括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 15％ 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
因为这项措施，加拿大宏利保险 2013 年 4 月在香港买下一栋写字楼作为其地区总部时，缴纳了 3.8 亿港元的税款。
黄汉成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谈及这一系列调控政策，一边愤怒地拍打着桌子。调控措施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打击来得非常快，半年内，美联的住宅市场交易量跌了 20％，工商铺跌了 70％。
“如果政府没有出这些调控，可能楼价已经下来了。当你的价格去到一个高点，自然就会崩溃。但是你现在出了调控，反而冻结了需求，楼价要涨到那个点就更慢了。”黄汉成说。
他悲观地认为，香港政府这项措施影响的不仅是地产经纪的饭碗，更是对香港整体营商环境和自由经济体系的巨大打击。他把自己对一些想要对有信心在香港做长线投资的个人和公司来说，高额的赋税是一个很大的惩罚。在他看来，政府没有理由去惩罚一个对香港抱以信心的人。调控政策******之后，黄汉成的一些客户便离开了香港，改为去伦敦和纽约投资。
1865 年诞生于香港和上海，把总部设在香港皇后大道 1 号，最后落在伦敦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也曾经是这样一个轨迹。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曾经短暂地把总部搬往伦敦。但到了 1990 年，考虑到香港主权移交可能会带来的不明朗因素，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决定进行架构重组，并将汇丰集团从香港迁册至伦敦，把伦敦作为新的总部所在地。
1997 年回归之前，香港曾经有过更悲观的情绪，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末，香港有数以十万人移民海外。1995 年，《财富》杂志曾经把“香港已死”作为其中一期的封面文章，认为香港在回归后会丧失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文会被中文取代，商界会撤离香港，贪污会蔓延，总而言之，“香港未来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完蛋。”。
可是，12 年后的 2007 年，《财富》却完全转变了口风，刊登了一篇名为《香港未死》的文章，开篇就是一句“啊，我们错了！”
《财富》当时的新结论来自于，2003 年“非典”之后，香港的各项经济数据都恢复得很好，“部分原因在于大量的内地游客，但也是因为全球的商家仍然把香港看作是通往中国的门户以及该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
还是因为 CEPA 和内地因素。
五、弗里德曼的自由香港
现在，香港又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这座城市的四周早已竞争对手林立，新加坡是其中一个。2012 年，奢侈品牌 LV 把公司的中国区办公室从原本以香港为总部的亚太区中独立出来，然后把亚太区总部从香港迁往了新加坡。内地的奢侈品消费规模已经足够强大，香港完成了它踏板的角色。对于东南亚市场来说，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市场了解程度上看，新加坡比香港更适合承担统一管理的功能。
在世界银行 2012 年发布的《2013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新加坡连续第七年排在首位，而香港则排在第二名。纵观全球，香港仍然在税收和创业手续简便度等方面有领先优势，但香港和新加坡的主要差距来自于“创新”一项的评分。
在过去 10 年，新加坡的常住人口增加了近 100 万，其中相当部分是具有劳动力的高学历人才。新加坡标新局推出的“中小企业人才培育计划”，可以为中小企业承担 70％ 的人才引进和培养费用，以支持企业创新。
已经于 9 月 29 日正式挂牌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也会对香港将构成另一个强劲的威胁。上海自贸区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组成。未来在上海自贸区内，企业法人可以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并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
发生在上海自贸区里的金融改革对香港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银行可能会将目前在香港经营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搬到上海自贸区。
2004 年，香港的银行可以正式开办人民币业务成为了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开端。最初，离岸人民币业务范围仅限定为存款、汇款和兑换等业务，后来逐渐扩大到境内外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0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香港的推行才让香港在离岸人民币业务上进入成熟的阶段。
尽管伦敦和新加坡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也都陆续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但无损香港是全球第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2012 年，香港处理着全球超过 80% 的人民币支付业务。
但对于那些在香港结算的为数不少的中国公司来说，地理位置上更接近的上海自贸区会是一个更具备吸引力的新选择。
而且，上海自贸区的企业所得税为 15%、而香港的企业所得税是 16.5%，一些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分支机构的企业也将有可能会转移到上海来。
香港的李先生也在那天的传媒饭局上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上海发展不错，而且长江三角洲人才很多，早在抗日战争前，上海不论在工业、消费及服务等方面已比香港先进，再加上人民币如能自由兑换对上海发展更加有利。”李嘉诚说。
而就在上海自贸区挂牌那几天，阿里巴巴能否在香港 IPO 这个让媒体、投行和律所都猜测讨论许久的问题终于也有了答案——阿里巴巴提出以能够保障创始人控制权的“合伙人制度”上市的要求最终没有被港交所接纳。
能够引起这样多的讨论，是因为阿里巴巴的估值在 800 亿至 1200 亿美元之间，和 Facebook 以及腾讯的市值处于同一等量级，刚从 2012 年低谷中走出来的港交所要是错过了这家公司，似乎显得很是不合理。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以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对这场讨论的看法。他清楚创始人对创新科技公司长期发展的益处，也看到了多层股份结构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的交易所所允许。但合伙人制度可能带来的“同股不同权”将影响公众利益，此番拒绝阿里巴巴是最适合香港、最有利于香港的决定。
而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蔡崇信很快也写出了公开的回信，在解释了阿里巴巴为什么坚持要以合伙人制度上市之后，他在信的结束部分写道，“我们没有期望香港监管机构为了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做出改变，但我们确信香港应该认真探讨适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创新监管环境。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想问的是：香港资本市场的监管，是被急速变化的世界抛在身后，还是应该为香港资本市场的未来做出改变，迅速创新?!!”
但最关键的，是香港得以成功之本也在崩坏当中。
在黄汉成看来，香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香港有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最小的政府干预，最自由的营商环境。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对香港的评价被引用过无数次——香港是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因此他曾常向别人推荐，“要知道自由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
但黄汉成却觉得，这项调控措施意味着香港政府从一个不干涉经济活动的小政府改弦换辙成为一个事事都要管的大政府，正破坏香港最珍贵的自由性，这样的社会情绪只能逼得投资者望而却步。
香港只是投资者们众多选择之一，不在香港发展他们可能有更好的去处，汇丰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后来也让弗里德曼深深失望过。2006 年，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已经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是弗里德曼和许多香港人都不能接受的说法。
“积极不干预政策”来自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Charles P. Haddon-Cave）。1960 年代就开始在香港财政司工作的夏鼎基被认为是香港金融体系的奠定者，他制定的“量入为出，政府减少对市场干预，小政府大市场为主”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也成为了香港政府一直沿用的理财哲学。
曾荫权对此再熟悉不过，他曾在财政司跟随夏鼎基多年，是夏鼎基的学生。
在去世前的 40 天，弗里德曼就曾荫权的说法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香港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由的巨大生产力，证明了当人们能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当“积极不干预政策”无法被政府持续执行下去之后，他哀伤地在文章结束之前写道，“香港不会再是经济自由的象征了。”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香港政府越发频繁的干预政策全然不合理，至少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持这样的态度。吕大乐曾经写过一本名为《那些似曾相识的 70 年代》的书，研究香港社会经济变化最剧烈的 70 年代，香港的政府机构是如何从腐败丛生蜕变成高效廉洁的，经济个体又是如何抓住制造加工业的机会完成了香港人均收入上的跃升。
在吕大乐看来，香港从 2003 年开始所经历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变化，其剧烈的程度和 70 年代相仿，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导致了后来政府对经济干预态度的变化。
“现在已经不是香港还是龙头大哥的时代了，内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有政策有规划，如果香港要融合内地，它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可以不跟随内地的政策规划吗？”在香港大学一家能够眺望山景的餐厅里，吕大乐一边吃着午餐，一边谈着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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